67年陈毅受无端责难，黄镇冲着主席台大喊：谢富治你怎么不管？
“黄镇有三绝，就是书画诗。若能常写作，定为天下知。”这是1952年夏天，新中国首批驻外大使回国述职时，时任陈毅任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对担任新中国驻匈牙利首任大使黄镇将军的评价。在这一点上，陈毅和黄镇可以说是志趣相投，“将军本色是诗人”同时用来形容两人再合适不过。而也正因为在艺术上的造诣，让两人之间的情谊更多了一份难能可贵的惺惺相惜。1958年，陈毅奉调进京，并于当年2年正式就任外交部部长，而在此之前，陈毅已经参加了很多外事活动。这期间，黄镇和陈毅共同谱写了中国外交史上的一段佳话。1967年，当时任外交部部长的陈毅在一场大会上受到无端责难，甚至差点受伤时，黄镇当即选择了挺身而出。他冲着主席台上，坐在陈毅身边的谢富治就大喊：“谢富治你怎么不管！”这一声让谢富治和在场的其他人当下就怔在了原地，大概谁也没想到，一向在风云变幻的外交战线上儒雅大度受人尊敬的外交官黄镇会突然如此。所以，当年黄镇是何许人也？他和陈毅之间有什么样的渊源？当年又究竟发生了什么呢？将军大使的外交岁月1950年1月，黄镇进入外交部工作，自此开始了将军大使的外交岁月。在他的外交生涯中，有三个首任足以概括，即中国首任匈牙利大使、中国首任驻法国大使和中国首任驻美国联络处主任。而除了这三个首任之外，另外不得不提的是黄镇1954年的一次紧急受命。彼时，黄镇担任中国首任驻匈牙利大使四年期满，刚刚从匈牙利履职结束回国，又正好赶上了妻子朱霖产女，原本以为这次回国可以待久一点的他，每天守在妻女身边，感觉很是满足。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一项新的紧急任命已经在路上了。彼时自日内瓦会议后，国际上出现了对中国的利好局势，为此，毛主席和中央抓紧制定了“走出去”的外交战略。而也正因此，印度尼西亚地跨赤道、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战略位置愈加凸显。对于当时正处在外交重要路口，力求同亚非国家建立联合协作关系的我国来说，和印度尼西亚搞好关系更显重要。与此同时，印尼当时还是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中华侨居住人口最多的国家，共计有270万华侨，历史遗留下的这270万甚至更多华侨的国籍问题也亟待解决。而当时的现实情况是，我国驻印尼大使一位已经空了两年有余，新大使人选一直没有定下。安排印尼大使的工作已经刻不容缓，那么究竟派谁去合适呢？周恩来总理首先将目光放到了黄镇的身上。周恩来（左一）、黄镇（左二）黄镇担任中国首任驻匈牙利大使四年期满，四年期间工作干得有声有色，国内外都有目共睹。所以当周恩来总理向毛主席提出要黄镇担任印尼大使的想法时，毛主席当即点头同意。而黄镇作为我国出色的外交官，对国际局势深有了解。所以当他接到任命后，当即意识其中的紧急性。于是，从匈牙利刚回国不久的黄镇再次“披挂上阵”，赶赴印尼雅加达。而当时他的小女儿出生还不足月，但是黄镇根本做不到家事国事两全，最终，夫妇两人只能痛别刚刚出生的小女儿。1954年11月，黄镇夫妇二人正式离京，12月，黄镇到任印尼大使，开始新的履职生涯。在印尼期间，黄镇牢记临行前周恩来总理在广州对他的叮嘱，先是拜访了印尼的民族领袖苏加诺，同对方聊绘画，聊艺术（黄镇出生安徽桐城，桐城文化很是有名，黄镇自小耳濡目染，且中学读的是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师从著名画家齐白石、徐悲鸿等，加入革命后曾在长征期间创作了很多写生画，还曾主持设计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最终，黄镇顺利同苏加诺成了好朋友，从而为今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紧接着，1955年1月，黄镇就紧锣密鼓开始同印尼方面展开了有关华侨国籍问题的协商谈判工作。这期间，黄镇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最终开创性地在谈判中提出了“三好政策”，即“华侨自愿加入印尼国籍，很好；华侨自愿保留中国国籍，同样好；华侨如果愿意回国，也好。”黄镇的“三好政策”一经提出，以印尼为首东南亚各国的华侨国籍问题纷纷迎刃而解。远在北京的毛主席亲口赞扬说：“黄镇大使的‘三好政策’很好，有创造。”而陈毅听了，更是忍不住拍手称赞：“黄大使的‘三好政策’，好！”1958年2月，陈毅以副总理兼任外交部长。而对此，陈毅还是有点担忧，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我这个陈毅，有时候说话很有破坏性，有时候感情用事，感情一上来说话就冲口而出，不管轻重的，在我们内部，有什么事情可以对同志们解释……在外交上可就砸锅了。”而对陈毅的担忧，毛主席却认为陈毅能够想到这一点，“临事而惧”已是优点。于是在毛主席的支持下，陈毅正式将工作任务全部转到外交战线上。而黄镇很快就成为了陈毅的副手，两人配合得相当默契。1961年4月，黄镇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协助陈毅工作，也就是此后一段时间内，我国的领导人外事访问活动很是频繁，外交工作十分活跃且收获颇丰。1961年年底到1962年年初，周恩来和陈毅访问亚非欧14国，黄镇作为代表团秘书长全程跟随。这期间，黄镇和陈毅还写下了不少访问诗，两人吟诗填词，互有唱和。1964年，黄镇卸下副外长职，又接下了一项重要的任命，那便是飞往法国担任中国首任驻法大使。作为第一个同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黄镇深知自己大使生涯中的第二个首任的担子有多重。飞抵巴黎后，他立即就向时任法国总统戴高乐递交了国，无独有偶，黄镇凭借将军大使的独具魅力，很快就赢得了戴高乐的认可和尊重。戴高乐谈黄镇时有一句很经典的话：“我们都是在自己的国土沦陷后，领导抗敌战争，才最后胜利的，我是作家，黄大使是画家。我们很谈得来。”在法国3年，黄镇顺利打开了局面，开创了良好的中法关系，多方面合作有序展开，对东西方的壁垒突破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陈毅受无端责难而也就是黄镇在法国期间，国内的形势又出现戏剧性的变化。1967年7月23日，黄镇回国，一场风雨悄然袭来。刚回国的时候，黄镇被要求接受留学生们的批评，他去了，主动承认自己不够民主，同大家道了歉。留学生们也就哈哈笑了，事后还叫上黄镇一同去天安门合影留念。黄镇回到家，就同妻子朱霖讲：“这些小同志不都挺好的嘛。”结果朱霖却说：“你等着吧，‘好’的还在后头呢。”黄镇当时还不以为意，结果朱霖的话音未落，外交部墙头上就赫然出现了一张“告示”，主要内容就是批评黄镇，并要求他做出检查，日后“每天劳动一小时……否则一切后果自负。”而此时，陈毅在两个月前的怀仁堂大会上，大发脾气，替老同志们说了话，也因此得罪了人，受到了批评。黄镇和朱霖回国后，刚打听清楚前因后果，就被叫去开会。那一天，黄镇穿着自己在外当大使时经常穿的那件雪白的衬衫，双手交叉，放在桌前，就如同在一场唇枪舌剑的谈判桌前一样，等待着对方先开口。“你为什么不揭发陈毅的问题？你对陈毅是怎么看的？讲吧”果然不出黄镇所料，对面率先问道。“关于陈毅同志的问题，”黄镇说到这里，将眼睛一转，拿出了自己在谈判桌前四两拨千斤的本事道：“我是已经表过态了吗？我听中央的，听毛主席的……”“你这是耍滑！”还没等黄镇说完，对面就已经开始气急败坏了，干脆恶狠狠地说道：“散会！”而黄镇也完全不理会对方，直挺挺地站起身了扭头就走。回到家他一言不发，朱霖也不说话，两个人看着饭桌上的饭菜，都没什么食欲。临睡前，一向心直口快的朱霖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就说道：“我明天可要直说了，为的是将来有个是非。”睡在床上另一端的黄镇，听到妻子这样说，将眼睛紧紧眯起来，良久语重心长地说道：“我不反对你直说，或许，你说得能比我说得更有力，我的意见是宜粗不宜细。”说到这里，黄镇继续用更加坚定的语气说道：“外交部不是卖国部，陈毅同志不能被打倒！”第二天，有了丈夫的支持和默许，朱霖就在会上站起来发言，奈何她的话匣子移开就收不住，说的内容也是越来越细，声音在大会场内都也是越来越响亮。等到她发言结束，与会者面面相觑。但是不一会儿，对面就接连站起来好几个人，对朱霖说的逐条反驳。第二天还专门找人，将反驳要点出了板报，结果当天下了一场大雨，就将那板报冲刷得干干净净。这时，外交部的风雨还在不断升级，陈毅在周恩来总理的安排下，住到了人民大会堂边厅的休息室。而对方就将批评陈毅的大会直接开到了人民大会堂，并强制要求各使馆夫妇必须全部参加，其中自然包括了黄镇和朱霖夫妇。因为和陈毅交情颇深，黄镇到达大会堂的那天，首先就目光搜寻陈毅的身影。一段时间不见，这时的陈毅脸上已经不见在外访问时的从容和笑颜，只见他嘴唇紧抿，面色严肃，那件白绸短袖衬衫上已经明显渍出了汗剂。此时的黄镇，回国已经数月有余，也体验过了妻子朱霖口中说的“‘好’的还在后头”，再不是不以为意的态度了，他对陈总的处境感到担忧。但是所幸他看到陈毅的身旁坐着谢富治。因为谢富治是当时的公安部部长，手里掌握着“生杀大权”，还是老部队的，对陈毅的为人和过往向来十分熟悉。考虑到这些，黄镇不禁松了口气，他觉得谢富治至少可以保护陈总免受人身攻击。结果大会开始后，气氛走向逐渐躁动起来时，一个穿着背心的像是运动员似的壮年突然跳上主席台，冲着陈总的方向奔去，而谢富治对此没有做出任何反应。黄镇看着眼前这一幕，当下就急了，腾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冲着主席台的方向厉声喊道：“谢富治你怎么不管！谢富治你怎么不管！”这时候，会场内的人们唰地将目光投向了黄镇的方向，一时间，空气中仿佛弥漫着无声的硝烟，谁也没在说话了，大会堂上空只回荡着黄镇的余音。而余音所指的谢富治眼神略微躲闪，尽管他打定主意了装聋作哑，但还是不难看出，他和在场的其他人一样对黄镇的两道厉声感到震惊。长久以来，黄镇先后辗转匈牙利、印尼和法国担任大使，从来都是进退有度，儒雅大度的，谈判桌上的他据理力争，与人交往又热诚谦和，也因此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外交胜利。以至于人们都忘了，黄镇先是将军，才是大使的。在陈总的人身安全被威胁时，黄镇首先选择了挺身而出，有好心人当时用胳膊肘捅了捅朱霖，要她劝住黄镇，不要在气头上做出贸然行动。朱霖也是猝不及防，心口怦怦直跳，赶忙拉住黄镇。这时，有警卫人员也才反应过来，伸手一挡，将陈总搀到了后台。黄镇木然地站在原地，眼圈一红，情绪有些失控和反常，嘴唇动了动，却没能发出声来。会场内其他人看到这一幕，也不禁红了眼眶。这时，有人将黄镇拉回了座位，黄镇一回头，便看到是自己的妻子。这时，他才回过神来，想到前些天自己还劝妻子要保持冷静，今天到了自己差点就忍不住了，不禁自嘲地扯了扯嘴角，他终是伤心地喃喃道：“本来我们是一个部队的，谢富治太不像话了。”这次大会过后，包括黄镇在内，共计26位大使，共同上书周恩来总理。周恩来出面讲话，外交部的形势得以缓和了一点。同年下半年，陈总在北大高台上又发表了那篇有名的《我这个外交部长》演讲，他说：“我这个人很顽固，比较落后，你要我这种人风大随风，雨大随雨，我就不干……我也不怕，大风大浪千千万万（我）都经历过了，还会翻了船？”不过与此同时，当陈总面对外交部的同志们时，终是无法像从前那般谈笑风生，他倾尽肺腑之言，特别嘱咐大家：“你们以后要留心。”回到家后的黄镇，就将陈总的话原封不动地交代给了妻子。而这样的日子，黄镇和妻子最终坚持了将近两年的时间，1969年，在毛主席和周恩来的亲自指示和关照下，黄镇得以恢复了工作，并被要求尽快重返法国。1969年5月20日，黄镇离京赶赴巴黎。那之后的一段时间内，黄镇继续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呕心沥血。1973年，黄镇赴美，开启了将军大使的最后一个首任，即中国首任驻美国联络处主任，在此期间，黄镇的外交生涯更是迎来了顶峰。最终，黄镇一生，在外交战线上奋斗了共计27年，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1989年12月10日，黄镇在北京逝世，享年80岁。他的骨灰最终被太行人民迎回，同他生前的战友们安葬在了一起，将军大使光辉灿烂的一生自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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